龚未生《自叙革命历史》书后
陶冶公
　　龚未生原名国元(现在《中国同盟会名册》误作国光，又名宝铨，字薇生，别号味荪，又作味生。章太炎《自定年谱》作未生。浙江嘉兴秀水人。年十七(一九○二年，光绪廿八年壬寅)游学日本，翌年春，以争俄约事，加入军国民教育会，旋归国，与蔡孑民(元培)同建光复会；一九○五年(光绪廿一年、乙巳）加入中国同盟会。两会革命事，未生皆亲历，亦知之最稔。一九一五(民国四年、乙卯)写《自叙革命历史》(以下简称《自叙》)一文，末云：“余虽不敏，然自倡意改革以来，无役
不与，其间苦心调剂，阴为筹划者亦多矣、亦惧后人不知，以为光复之业，由数浪人叱喀成之，故自叙生平大赂，以备当世考镜云。”盖监于革命成功之后，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已有，此其有感而作此文，语语从心田流出，不夸大，不隐讳，可以见其为人，亦可以知其与焕卿（陶成章）之交谊。都此两点，一述余之感想：(一)未生的为人，自叙云：“余自庚子(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之变，即怀光复。……盖自庚子立愿以来，至辛亥十二年，及今又四年，虽劳苦颠沛，未尝以权利撄心，所太息痛恨者，独以光复、同盟自相水火，同致覆止，亲见其成，而又及见其败耳。”按未生于庚子联军侵略之际，年未弱冠，即坏光复，其革命思想早萌于光复、同盟两会之失，为革
命奋埠田十二年，艰险备尝，虽经挫折，始终不渝其志。民元养疴湖上，经浙江当局一再敦劝，勉任省立图书馆馆长，不久即辞去。革命当先，功成便退，诚如自叙所言：“见利不惑临难不挠”，在早期革命党中人物，若未生者堪称凤毛麟角。光复同盟两会为争名位之夙嫌，不惜萁豆相煎，致蹈洪杨覆撤。因此癸丑(一九一二年)讨袁之役，南方党军群起响应，独浙、楚不与同舟共济。黄克强(兴)先生遣章行严(土钉)、陈陶遗(剑虹)往说浙、楚领军者，皆无积极表示，国民党以是败。其时部分籍隶浙省之军政人员，不惜自毁其革命历史，投降背叛民国之袁世凯，助纣为虐，致乱无宁日，建设无由，外患频仍，未能致御悔，兵连祸结，人民之死伤与物质之消耗，损失不可数计。两会之人挟其私图，不能相忍以为国，实属罪无可逭。至此如朱瑞之流，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身败名裂，同归于尽，不惟未生太息痛恨，我亦同深感慨！(二)未生与焕卿之交谊：据焕卿行述云：“癸卯四月间，在日诸志士以俄人强占东三省，组织拒俄义勇队，推钮惕生(永建)、汤尔和(槱棠，名调鼎)为代表，谒直隶总督袁世凯，欲以拒俄为名，假其兵力，图谋革命，事不成，疑焕卿从中破坏，命未生与焕卿同居、侦察焕卿之所为。及闻焕卿议论，始知其苦衷，于是陶、龚成莫逆。”其后焕卿回浙运动会党，结交嘉属敖梦姜等诸志士，及入光复会，因未生之介获得联系。陶、龚二人共同努力革命事业，亦从此开始。《自叙》云：“与焕卿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 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频危难，亦有无得兔于祸。”此为陶、龚最早积极运动革命，亦当未生年少盛壮之时，盖以后未生体弱多病，益以党内纠纷渐炽，目击心伤，态度亦渐近消极矣。《自叙》云：“乙巳冬，光复并入同盟，鹤卿（蔡元培)亦往欧洲，余及焕卿始为同盟会党员，然光复会团体故在也。丙午夏，乃与焕卿同往芜湖中学，任教授事数月。丁未春，乃与焕卿同赴东京。东京同盟会……南洋群岛诸侨人亦争来附，同人谋为荷兰属地侨人建置小学，以渐开此，侨人大悦，于是李柱中、陈陶怡、沈复生及舍弟藕生先后往焉。顷之，同盟会稍懈散，焕卿入南洋，南洋侨人争推之，焕卿亦同志不能如前日精纯。乃纠合光复合旧人与侨人有志者建光复会如故。推太炎先生主会，而焕卿副之，外事则以属李柱中。余时多病，见焕卿性急，时相与左右调护之。”按光复并入同盟，仅蔡鹤卿，龚未生、陶焕卿及秋瑾数人。光复会之团体故在，以后徐伯荪(锡麟)不加入同盟。焕卿复兴光复，至南洋遍设光复分会，与同盟争雄南部，以是意见日深，两会形
成分裂。不若华兴整个加入无此分歧，此实当初一着之错。未生以焕卿性急，时相与左右调护之，在焕卿一生交友中，能爱焕卿、知焕卿者，唯未生一人而已。陶、龚之交，比管、鲍无愧色。《自叙》云：“武昌倡义，焕卿自南洋还浙江，浙江己独立，乃推焕卿为参谋长，郁郁不得志。余归寓西湖病甚。焕卿屡与王逸辈抵触，欲自练兵上海，为忌者所刺。”并据章太炎《自定年谱》：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四十五岁)条下说：“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者也，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巳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如此既以避逼，且可有功，恋此不去，必危其身。焕卿不从，果被刺死。”焕卿之死，咸谓英士等为与焕卿争都督故杀之，其实，并不在争督，而实忌其练兵。因浙江都督一席，起义将领各欲染指，各有拥戴，如汤蛰仙、蒋伯器之名望才能，尚不得安于其位，而况手无寸铁之焕卿？虽有推之者，并不为英士辈所顾忌，而所以必欲杀之者，实恐其具有兵力，难以制之耳。太炎之为焕卿谋，计甚高，而易为，乃焕卿不听其言，以致亡身，诚为可惜。未生比于焕卿，其名则隐，然其顾全大局，持论公正，调和两会，煞费苦心，惜衅已深，不能合，其识见则胜于焕卿，可作垂范，令人敬仰。《自叙》又云：“乙巳之春，徐伯荪约余与焕卿谋实行事，伯荪谓在野无以措手，必稍得政权而后可，由是集资捐纳，各得一官，其后伯荪果有刺恩铭事，而余终守直道，不欲诡政权藉以倾覆人，故与焕卿终身在野，时同县敖梦姜亦善结客，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按上述伯荪谓：“在野无以措手，必稍得政权而后可，由是集资捐官。”参阅章炳麟《徐烈士行述》云：伯苏“尤善同县许克亟(仲卿），谋以术倾满州，克丞捐金五万版与之，入资得道员，年三十三，与其弟锡骥暨余姚马宗汉等二十五人诣日本，因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求入联队，不许，欲入振武学校，以短视试不及格，居数月以事归国。……复东抵日本，欲与陶成章及弟子会嵇陈伯平入陆军经理学校，不果”等语，可知捐官计划及学陆军皆出自伯荪之自动，而非与魏石生。《浙案纪略》原序所谓：“当其时，陶君若无学习陆军之计划，而徐之道员亦是无从而得。”又，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以下简称《革命史》)根据《浙案纪略》亦复云云，与事实有出入。《革命史》云：“嘉熊（敖梦姜)既不入光复会(蔡元培曾邀其入光复会，敖云，有事可相助，不入会)，则温台处会馆一日存在，光复会即不能大有施为。”与未生上述“时同县敖梦姜亦善结客，相与维持，故光复会势日盛”之语，适相反。以后温台处会馆不能成立，会馆职员皆由换卿介绍入大通学堂，均是证明温台处会馆与光复会同为革命团结互助，相得益彰的事实。抑有言者，焕卿与中山先生虽政见稍殊，但并不如魏石生作《焕卿行述》所言之甚，迹近污蔑，不足来信。焕卿于石生言听计从，因此结怨同志，乃至杀身。为大事者，而无知人之明，以致败事，可为殷鉴。事关信史，不得不述所知以明是非，非有好恶存于其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