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维沈
    我的父亲王维沈，浙江嘉兴人也。原名嘉榘，别名家驹，字维忱，号伟人，又有曾用名渭忱、谓仁、加渠、加伟、嘉伟、嘉袆等。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父亲年幼之时，即先后患病逝世。因此，我父亲幼时是一个很早就失去了双亲的孤儿。我父亲年幼时，家中很是清贫，他排行第5，弟兄姊妹较多，但大郁在未成年之时，即患病而死。现能记忆起来，曾经见过面的，在我父亲的弟兄姊妹中，仅只剩我父亲的长兄(我称大伯)及八妹(我称八姑母)两人，他们寿命都校长。我父亲的幼时，人极聪敏，当他髫龄入塾之时，即能过目成诵；及长，又喜读有用之书，淹贯中西。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杭州蒲场巷创办了一所“求是书院”，其后，清廷把书院改为大学堂，求是书院乃改为浙江大学堂；再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即今浙江大学之前身。我父亲当时即赴杭州考入求是书院读书，该书院内教学有中文、英文、日文、数学、理化、体操等课程，该书院设内外两院，我父亲毕业于内院，为高材生也。
    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正是处在国事日非之时，社会上一些爱国有志之士，开始接触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之后，乃极为痛感清廷的专制与腐败。我父亲早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夏秋之间，在杭州与后来亦是嘉兴七烈土之一的平湖人敖嘉熊等十几个人深感戊戌政变后时局日危，乃共同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研讨的事、宣传革命思想的群众性的小团体，称名为“浙会”。但是即使这样一个仅仅只有10余人组成的小团体，清廷亦予以注意，并不允许它存在，而下令取缔之。后来“浙会”的成员，大多数都东渡去日本留学，曾改名为“浙学会”。这个小团体，也就是后来在辛亥革命历史中组成“中国同盟会”的组成会之———“光复会”的前身。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清廷与列强又签订骇人听闻的卖国条约，即《辛丑条约》的前后，我国的内忧和外患愈益严重，极大地唤起了我国人民必须起来自救，同时为了探求如何拯救我国的道路，社会上有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出洋留学。我父亲是杭州求是书院的毕业生，在那时有这个学校毕业资历的人，是可以申请获得给以官费留学的，于是我父亲获官费留学日本。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先后考入日本东亚商业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他在日本居住的地址是东京牛？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当时与我父亲同寓居住的人，大多是湖南人与广东人，有周宏业(字伯勋，湖南人)、冯自由(原名懋龙，广东人)、王思诚(湖南人)等；后来不久，还有在汉口唐才常一投失败后，亡命至东京的自立军将领朱菱溪(湖南人)和陈犹龙(字桃痴，他至东京后，易姓名曰左仲远，湖南人)。在我父亲居住处附近，当时还有自立军将领秦力山(原名鼎彝，湖南人)和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人)。此外，还有章炳脚(号太炎，浙江人)，他因由于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缉，因而亡命东京，居住在我父亲住址附近的某旅馆内。这些爱国志士在东京相识相聚之后，群以周宏业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在周寓研究时事，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其中陈犹龙、秦力山、王思诚、王家驹(即我父亲)等，当时和孙中山先生经常有来往。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3月上旬的某日，我父亲与他们一起在周宏业的寓所相互谈论’之时，章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必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而历史上自从1661年南明永历帝政权的覆灭，至该时1902年4月26日（阴历三月十九日）适为明帝殉国忌日242个年头，如若在该日集合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倾诉对清廷罪恶统治的悲馈抗议，足以呼吁人们学习二百多年以前的反清志士，如闽人郑成功、桂人瞿式耜……等，号召大家起来向清朝封建统治进行斗争。我父亲等人在一起讨论，公开反清的号召，大家即表示一致赞成，乃即推章太炎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文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待宣言书成，留学界起初愿署名为发起人者有l0数人，后来，有些已署名为发起人者又后悔，因为这是公开反对清廷，担心以后是否会被牵累，因而又把已署之名除去者存数人。当时我父东与其他9人，不考虑今后会不会被牵累受罪，如果要被受罪，也就自愿受罪，因此达10个人都一致坚决愿署名为发起者。最后该“纪念会”愿署名为发起人者乃仅为10人，此即辛亥革命灾书中记裁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会十发起人”也，即章太炎、泰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思诚。“纪念会”在开会前若干日即须发出宣言书及通知定期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精养轩举行隆重纪念式，留学生报名愿赴会者达数百人。对于这一爱国活动，孙中出先生当时在日本横滨知悉后，立即寄信来表示赞成，并表示乐意充当大会“赞成人”届时必亲自莅会。但是清廷的驻日本公使获悉后，即坚决反对，并要求日本政府予以禁止开会，因此在原定开会的前一日(即4月25日)我父亲等l0个发起人突然各人都各接得一份东京牛？区警察署的通知书，嘱于是日某时即到该警署去。我父亲等l0个人在接得警署通知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毫无畏惧地一起去警署。待到达后，警署以“纪念会”大伤日本与清廷之邦交作为理由，声称已奉东京警视总监之命，即予制止，并言支那亡国纪念会应即解散。次日，即4月26日召开“纪念会”的当日早晨，留学生因在事前未及接到“纪念会”被制止的通知，届时赴会者不绝于道有数百人。该日，孙中山先生亦亲率华侨l0多人，从横滨专程赶来东京参加，见与会者多被警察驱散，大会无法召开，并询知清使馆已借外力干涉之情事，孙中山先生乃即改以主人身份，特邀大会10发起人(即章太炎、秦力山、和我父亲等)于当日下午一起到横滨永乐楼补行开会纪念仪式。在横滨到会者有60余人，横滨的兴中会和中和堂也派代表列席。“纪念会”由孙中山先生主持，章太炎宣读纪念辞。当晚，“纪念会”在极其庄重的气氛中宣告结束。至于此次原定东京的“纪念会”，虽然因故未能按照计划举行，但大会的宣言书在开会前早已四处散布，香港的《中国日报》又即予以全文登载，广为传播。及期，陈少白等又即举行纪念式于香港永乐衔报社，该日革命同志莅会者亦极形踊跃，当时香港、澳门、广州、日本等地的爱国人士和留学生无不闻之感奋，影响甚大。这次爱国活动，是留日学生走向反清革命的重要一步，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缤纷并起，大多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我父亲与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留日学生爱国志士等一起坚持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的成果。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东京的留日学生发起组织“中国青年会”，当时的发起人共20余人，我父亲为此20余人中之一。中国青年会成立时，我父亲当选为青年会干事。该会以民族主义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对于组织这个团体的名称，当时是颇费斟酌的，初主张定名“少年中国会”，因意大利在独立之前，是先有“少年意大利，”之组织，但如用“少年中国”4字，极易招清军当局注意，不利进行，乃名曰“中国青年会”。中国青年会在当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组织，是当时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20余个发起人是：叶澜、董鸿祎、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伯勋)、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百里)、王家驹(嘉榘)、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该、胡景伊、苏子谷(曼殊)、冯自由、金邦平、潘赞化、熊慕遥、董缉堂等，其中以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为多，大多为我父亲该时之同学也。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曾与同乡陈以义等组织“旅日学生学会”，各州的留学生还分别组织各省的同乡会。我父亲是浙江人，“浙江同乡会”是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成立的，其成员以留学生为主，亦有少数浙江旅日华娇参加。在此时浙江同乡会还创办了浙江同乡会杂志，题名《浙江潮》，这是一个富有民族主义思想，有较为显著革命倾向的刊物，在辛亥革命史中亦是一份很著名的革命刊物。该刊的封面印着汹涌澎湃的潮浪，即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该刊的内容包括社说、论说、学说、大势、时评、杂录、文苑等门类，《浙江潮，的编辑兼发行者为：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蒋方震、马君武等人，主要撰稿者即为上述的编辑兼发行者几个人，另外还有鲁迅、陈威、何燏时、沈沂等人为该刊当时的主要撰稿者。这时，我父亲主要在为《浙江潮》之编辑、撰稿与发行而努力，《浙江潮》的编辑所，名义上是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内，而实际则是经常在东京午？区早稻田大学附近履木盯我父亲的寓所内，并作为秘密集合之场所。
    1903年4月，当留日学生得悉侵驻我国东北的沙俄帝国主义军队拒不按期撤出，反而增派军队前来我国，并向我国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置我国东北于沙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时，东京中国青年会的干事们，秦毓鎏、叶澜、王嘉榘、程家柽、蒯寿枢等即联络钮永建、林檞、张肇桐、李书城等人，于4月3日在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留学生会馆召开了干事及评议员联合会议，并于是臼下午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全体大会，到会者有500多人。大会发出函电，控诉揭露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径，反对沙俄进兵我国东北；要求清廷立即对沙俄宣战，同时一致通过留学生自己组织“拒俄义勇队”，留学生们表示愿“代表国民公愤，负担主战任务”，准备退学离校赴前方杀敌，并决定即遣特派员二人：钮永建(惕生)和汤尔和到天津去会见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促其立即出兵抗改，及与订定“拒俄义勇队”出发赴前方向沙俄军决战，以及发给饷械等事项，还准备派遗留学生到国内各重要地区，到南洋各地，到欧美各国分别去进行活动。其后又在锦辉馆开第二次的大会时，把“义勇队”的名称改称“学生军”，使成为明确的军队并于翌日起即举行了全体编队，进行操练，积极作好准备，一俟钮、汤两特派员返，即整装出发，奔赴疆场。这样，有黄兴(克强)、陈天华、方声洞、秦毓鎏、王嘉榘等参加的约有200人左右的留日学生“学生军”(即“拒俄义勇队”)已迅即在日本东京组成待命。
    但是，清廷的驻日公使不久即得悉了此事(据说系学生军中有莱学生出卖，向清廷驻日公使告密的)，于是这个热烈激动的爱国行动，不但没有受到清廷驻日公使热情支持，相反地却去请日政府予以强行禁止，日政府乃以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为理由，命令即解散“学生军”，并不准留学生练习兵操，，于是“学生军”在被逼迫之下只得解散。1903年6月清廷更进一步下令各省督抚，“逮捕参加拒俄、拒法的爱国青年”，对于回国“学生军”（义勇队)“不得妄为姑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于是沿海各省“缇骑四出”，“防若寇贼”。
    在“学生军”(义勇队)被逼解散之后，1903年的初夏，居住在东京的一部分较激进的留学生，深感清廷甘心卖国，必需从事排满革命，否则将来必有亡国之危，乃不顾清廷之高压政策，进一步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名“军国民教育会”。这是一个在清廷横加镇压下，同时曾经受过内部人出卖去告密的教训下，才成立的组织，因之它是一个秘密性的排满革命团体，与以前的青年会、学生军等公开性的爱国团体有区别。军国民教育会与“学生军”性质之不同点是前者属于革命排满，组织严密，后者则仅属于拒俄御侮，组织普及性。军国民教育会是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廷封建统治者，并且规定以“鼓吹、起义、暗杀”三者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吸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必需选取志向坚定者，能格守规章、保存机要者。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此宗旨助提议人，为l5个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即：秦毓鎏、萨端、周宏业、具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祎、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当时吸收入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除以上提议该会宗旨的15人外，尚有会员：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轸(克强)、刘揆一、张继、翁友巩、桂少伟、卢少岐、萨韵坡、程韵荪、苏子谷(曼殊)、杨守仁(驾生)、黎勇母、胡毅生、朱少穆、伍嘉杰、林志钧、周来苏、苏鹏等。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留学生运动正式进入反清革命的新阶段了。
    我父亲自从1900年在杭州为了研究时事，富传革命思想，自发集合10余人组织“浙会”以来，一直至1903年初夏，成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为止，他从一个爱国有志的知识青年开始，逐步步入了爱国反清的实际革命行动的机关了。军国民教育会规定要派遣会员回国策动起义(称为“运动员”亦称“实行员”)，当时派往湖南的会员为黄轸(改名兴，及改字克强)、陈天华、刘揆一；派往江浙一带的会员为龚宝铨；派往安徽的会员为程韵苏；派往南洋一带活动的会员为董鸿祎、王家驹；还有一些会员如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也先后派回国以讲学为名，进行鼓吹革命宣传。自此以后，我父亲即往来南洋、日本、以及国内诸地更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秋季，我父亲从南洋回到东京，曾与在东京的“浙会”(即“浙学会”)的成员，先后两次在我父亲的寓所召集会议，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有蒋尊簋、沈瓞民、许寿裳、王嘉袜等10多人，会议讨论决定，必须另外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一方面加强革命宣传，一方面发动装武起义。并计划在浙江等省实行武装割据，作为推翻清廷的革命根据地。而目前仅这10多个人，力量太单薄；必须再扩大邀请一些浙江的革命志土一起参加。于是在会后，大家即分别联络当时在东京的浙江人，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当“浙会”在东京我父亲的寓所召开第二次会议时，陶成章等人就已参加了。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在这次会议讨论后，乃决定派陶成章、魏兰去浙江、安徽；派龚宝铨去上海；派沈瓞民去湖南，分别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其余人员，暂在东京加强革命宣传，为武装起义作好各种准备，或参加别地的武装起义，共谋推翻清廷。
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季，我父亲突然回到幼时居住的盛泽镇家中，并且手臂围了纱布，由于这一段时间，我父亲没有信息给家中，家中仅在这一段时间前，接到过寄来几本日文书本，还以为他失踪了，现在看到他回来了，又看到他的手臂 围了纱布，经询问情况，他只回答说：“曾去过南洋，以后仍要去日本的，手臂之伤是回国时跌伤的。”家中人也就不迫问了。但后来在家养伤休息期间，他对他的妹妹(即我称八姑母的)，始吐露了真情，原来他是去参加了湖南长沙起义受伤的，由于这次起义，他中了枪弹，并跌伤了手臂，是逃回家乡的。现在我阅有关辛亥革命史书的记载：“长沙起义，是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奉日本东京军国民教育会之派，去往湖南为‘运动员’(‘实行员’)，准备在湘起义，当黄兴等到达湖南长沙之后，立即做了许多积极的准备工作，并再发电东京，又先后邀请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些会员，也去长沙一起参加起义。这次起义原定的计划是准备在是年11月l 6日(即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十月十日)当西太后万寿节之日，在长沙起义。在此之前，先在省城万寿宫之里殿下，预藏大炸弹一具候万寿节日，湖南全省文武官员届时必在皇殿行礼之时，即行燃放炸弹，以期一举炸毙清廷官吏，同时即宣布起义，并预先布置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处的起义人员，在是日分五路起兵，一起起义，并首先占领长沙；但是不料未到11月16日之期，即被清廷得知消息，因之，清廷长沙知府立即开始捕人，并把已捕去之入，反复酷刑逼供，再把逼供所得之准备起义人员，按名索捕，一时急于星火。当时，主帅黄兴于l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突然有差役前往逮捕，幸黄兴乘间避开，未被捕去。过后，黄兴即化装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后再逃往日本。当时清廷湘抚在长沙城内，即予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派兵查缉各党人寓所，全城骚扰，差投之捕人，真似风声鹤鸣，几乎草木皆兵，于是原准备在长沙起义之人员，各各被逼迫星散逃遁。”我父亲逃回家中后，对他的妹妹(八抹)吐露了是去参加长沙起义的真情，当在长沙被迫星散逃遁之时，我父亲被迫捕之兵土发枪中弹及跌伤手臂，最后总算脱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父亲避居在家养伤时，除妹妹(八妹)外，不敢将此真情对别人讲，盖担心如万一被清廷知悉追究起来，他是参加长沙起义的革命党人，必会受到斩首之刑，并月．或甚至株连九族的。后来，我父亲在家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其手臂跌伤之处渐渐恢复，但上身所中之子弹，因不敢就医，一直未能取出。其时我父亲与他八妹均未结、婚，八妹亦在其清贫的兄嫂下生活，自然难以挽留，我父亲在盛泽养伤了一些日子后，就义离别家中去上海，再去日本，继续干革命工作。
    在1903年夏，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龚宝铨回国为江浙一带之“运动员”(“实行员”)，但至是年秋，龚宝铨尚在东京，其时他又参加了“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浙会”为了配合军国民教育会的行动计划，曾经决定要在上海等地进行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的工作，并派龚宝栓去上海。后来，龚宝铨返国，在上海建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至于参加“浙会”在东京之第二次会议，曾被派往浙江、安徽的陶成章、魏兰，回国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结交会党骨干，做了大量工作后，在1904年冬来到上海，当即与龚宝铨密商，如何按照东京“浙会”的原议，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为创建武装起义根据地作准备。正在此时，著名学者、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恰巧从青岛回上海，得知消息，即一起参加，于是经讨论决定，把已在上海建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之时，是在1904年(元绪三十年)冬季。在成立之后不久，陶成章和魏兰先后到达东京，这时我父亲已是去湖南参加了长沙起义负伤之后返达日本不久，大家这时相见后，即在东京与我父亲等一起进一步相互筹商，决定建立“光复会东京分部”，当即在1905年2月成立，并推举王嘉祎为光复会东京分部负责人，主持光复会在东京的会务。其时先后加入光复会东京分部的会员有周树人(鲁迅)、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等人，其中有的人即是早先与我父亲一起在“浙会”时的会员，也有的是该时新参加的。这样，东京与上海两地的光复会就开始一起为革命工作而努力。以后，这些人都为推翻清廷而进行了各种艰苦的斗争。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这三个革命团体，及其他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正式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所有这些革命团体在日本的成员，都加盟为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并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当时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有l00余人，会员籍贯遍及全国17个省。一年后，会员人数发展极速，已超过l万人，我父亲与黄兴、吴敬恒、钮众建等，都签写盟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我父亲加入中国同盟会时，是用他的别名，即“家驹”也。
    由于清廷驻日公使阻送中国留日学生入成城学校军事科之事，和留日学生抗议颁发“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之事，当时在日本的留日学生，很多愤极，相率回国。我父亲亦在1905年(光绪三个—年)冬，离别日本返国，后来又去南洋，一方面去宣传革命，一方面去南洋爪哇泅水埠华侨小华学校执教。1906年(光绪三十二)12月初，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三地联合举行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简称：“萍醴之役”或“萍乡之役”。这次起义，有同盟会会员杨卓林(字公仆、湖南醴陵人)等。原已约江浙一带光复会首领集议于上海，会商谋响应事，当时我父亲接悉后，即返国，与章太炎、敖嘉熊、秋理、陶成章、龚未生等人，在上海会集讨论如何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这次起义，原定于年底乘清吏封印过年的时机，但由于当时清廷该三县的当地官厅已在捕人加密，乃临时决定提前于1906年12月4日由萍乡矿工首先发难，湖阳、醴陵继之。起义一开始，不到10日，起义军人数即已达3万余人。原定的计划是分兵三路，即：一路据浏阳、醴陵攻长沙；一路取萍乡、安源为根据地；一路由万载、宜春东出南昌，进取江西。在这次起义的开始数日，即连克多地，声势极浩大，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摇撼了清廷的反动统治。这次起义，坚持了约近20多天，但后来被清廷以更多的兵力，约有5万人左右进行围剿，起义的人民先后被杀者达万人之多，至该月(12月)的下旬，起义乃遭到了失败。这次起义，清廷一方面在派兵围剿萍浏醴，一方面更饬令各地官员加强防范镇压各地人民对起义的响应，以致各地的响应者，都相继失败，在革命党人中有多人都因而陷身牢狱，被监禁，甚至有被捕后惨遭杀害的、。我父亲等人，当时在上海集议谋响应，亦以事败，乃只得即予迅速分散避匿。我父亲当时是避居在嘉兴乡间马厍汇，幸免于难。嗣后，我父亲与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经常广泛联络，继续奔走革命，不遗余力。
    民国成立之后，在民国元年1月，我父亲即应邀汪浙江省军政府秘书，时浙江省军政府都督为蒋尊簋，蒋都督亦是留日学生，并同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与光复会会员。曾听得我母亲说过：“我家那时是住在杭州，蒋尊簋都督常来我家玩的，他是浙江诸暨人，常穿军装，是武人，性甚直爽。”蒋尊簋任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及我父亲任浙江督府秘书，都仅约半年余，即辞去；我父亲即改任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多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时，我父亲是用他的号，即“伟人”也。嗣后，去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并曾参与调查日本中国由学生等事。其对，周树人(鲁迅)亦在教育部任事，为当时之同事也。
我父亲为了革命常四处奔走，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他为革命献出了毕生精力。早年，他在参加湖商长沙起义时，身上曾被中枪弹，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未能取出，延至后来，不幸在某次身受感染时，”腹部受枪弹处创伤复发，最后腹中剧痛，翻复床篑，竞成生命无可救治。最惨者，在临近去世前，腹中剧痛甚烈，他面对我母亲高声长叹喊叫：“王维忱一世做人完了！”连续三声，大叫呕血而亡，极凄哀也。此高声大叫之惨情，我长大后，母亲曾当面对我讲述过数次，我一直记忆很深。我父亲在世之时，反对清廷专制腐败，而当处在北洋军阀压力之下，总冀谋今后再能联络革命志士，共同来铲除军阀，但是革命之志尚未能完成，而自己体内枪弹却创伤复发，悲生命之短暂，终未能完成革命之志也。据我母亲言：“当时在病床上，其身体之痛苦状态和哀叫之凄切声音，睹闻之下，真是极为悲惨之至。”我父亲终年仅四十有八岁。谅如无子弹伤发，可能生命尚不致如此短促，最后遗剩寡妇及幼小的子女而去世矣。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携着搀的、抱的幼小子女们回南，悲伤地把父亲的灵柩搬回家乡，葬入王江泾商花乡墓地：当时从北京开出的“灵枢专车”一路南下时，沿途都设祭吊仪式，直至家乡。此系当时的革命同志，感到我父亲一生为革命，而终以起义时受枪弹的创伤复发致亡，甚为可怜，乃沿途设以“路祭”以悼哀念也。
最后略写一些我父亲的生活细节。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体格很好，据我母亲讲，他曾说过：“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也是洗冷水浴的。”从这点看来，他那时的身体是很强健的。他在日本留学时，后来还挤出时间担任个别人家的家庭教筛。
    我父亲在生活上是极为严肃的，品德极高，人极正直，‘绝无损人利己之心，对待人是极其有信用的，不多虚言，喜欢讲实事求是。据我母亲讲，对某些喜欢阿谈钻营的人，他在家中谈及对，常表示鄙视之。同时，他对人是不喜欢讲情面、求人情的，因此他虽然曾经是留学生，并在留学时在为革命奋斗中认识了许多人，这些留学生后来回国后，其中有较多人都在社会上地位是比较高的，但他自己绝不去向他们阿谈钻营，同时也不为亲友仍去讲私情、求人情，虽然他每天收到亲友和同学学生们托他介绍谋事等的信函是很多的，但他总认为为人必须靠自己发愤图强，真才实干去办事才对，而认为讲私情、求人情之类，是不好的。
    我父亲对“公”与“私”两人方面，是他自己经常地主动认为必须要予以严格分明的，他认为不但在大的地方必须要公私分明，即使在微小的地方也必须要公私分明，不可含糊混淆。我父亲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任教务长时，有一位姓马的学生，毕业之后在某银行中任秘书工作，我与他相识之后，有一次在普通的谈话中，他对我说：“您的父亲对‘公’与‘私’两个方面是极为分清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在浙江高等学堂，在您父亲的办公桌抽屉内，您父亲放着有两种信纸信封，一种是印有学校名称的信纸信封，另一种是自己花钱去购买的信纸信封，有人曾问过您父亲：‘学校内既有信纸信封可以供给领取用之，又何必再自己出钱去买倍纸信封呢?’您父亲回答说：‘向学校领来的信纸信封，是只可在写公家的事时用 之，而如要在写自己私人的事时，就必须用自己购买的信纸信封，这是‘公’与‘私’不可混淆的。当时，实在使我们做学生的十分敬仰。”从这区区的小事看来，也说明了我父亲在生活方面是如何公正廉洁。
    我家在旧社会每逢祭供祖先之时，J我母亲总要在供桌上祭供苹果，并说是供给父亲的。原来，这是有原因的：我父亲自幼父母双亡，依赖兄嫂长大，而兄嫂的家庭又是很清贫，当时仅能维持很低的温饱，又哪里还有余钱来买苹果吃呢?！但是我父亲在年幼长大的过程中，有一段年月，却偏偏很想吃苹果，当他走过当地出售水果的商店时，他的腹中是很想吃，但是没有钱买，这样，他只能面对着苹果看看，默默地走回家中。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复一次，一年复一年，我父亲为了想吃一只苹果，足足等了两年半。结婚后，我父亲对自己的妻子讲出了这情况，因此后来在我父亲死后祭供时，我母亲总要在供桌上祭供苹果。我母亲曾说过：“想想他实在太可怜了，想吃一只苹果，竟要想两年半时间！”
    我父亲在我们尚很幼小的时候，就常常对我们进行“做人说话要诚实，千万不可说谎话”等等的良好教育，这是我们长大以后，我母亲常用此事李告知和教育我们的，记得我母亲曾说过：“你们的父亲，从你们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你们要诚做人，你们长大了，必须要遵照你们父亲所说的话，诚实做啊。”
    以上这篇回忆我父亲的纪念文字，是包括我母亲曾对我讲过的有关父亲的事，和亲友们曾向我讲过的或在通信的信件中提到过的有关于我父亲的事以及参考一些有关书本的记载所写成的，如有遗漏之处，容后续补写之。
1987年于上海
《嘉兴市志资料》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