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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张岱云：“嘉兴人开口烟雨楼，而天下人笑之，然烟雨楼固佳也。”(凭证忆引，字句或有出入，原意不错)嘉兴最出名的就是南湖烟雨楼，南湖正名鸳鸯湖。俞平伯先生《癸酉南归日记》9月25日记云：
25日晨8时半起，环等改下午行，予仍早行、天又雨，此次出行盖无不遇雨也。9时15分车开，车中只吸烟2支，闲坐而已。11时30分到嘉兴下车，葆珊及其妇均来接，寓香花桥亚东旅店，与保珊别五六年，欢然道故旧，渠已60须发尚黑，天阴雨，未出舍，而逆旅主人郑启澄君来，约在楼上唱曲。后雨暗止，又约游鸳鸯湖，以小舟渡，烟雨楼品若，云水迷离，树石苍润，不愧此名，瞑限始返。郑君待客殷至，约在全永泰酒家吃酒后，仍返合唱曲，散已逾9时……
癸酉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距今已65年，65年前由上海到嘉兴，也不过两个钟头零15分，没有多少时间。而就是这两个多钟头的路程，我到江南已足足45年，在上海定居，也足足42年，沪杭这条铁路、公路不知走了多少趟，却从来没有去过嘉兴，逛过南湖，岂非“怪事”乎?
近几年，嘉兴开了一个小小的秀州书局，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范笑我，通过几次信，而且按月寄来他们编辑的《秀州书局简讯》，这是一份自己编写带着油墨香的刊物，内容一条条，三张纸印的满满的，丰子恺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士说这份刊物“像罐头食品一样……”说的十分形象，每期书讯四五十条，每条都十分好玩，无时下的官气、广告气、洋俗气……而充满了烟水气。每条读来都有味道，引起我的遐想，为什么呢?因为嘉兴我虽然没有到过，
而嘉兴我却是十分熟悉的，老师朋友中，好多人都是嘉兴人，唐兰先生、王蘧常丈、谭其（讠襄）先生……这些前辈师友都很熟，有几位去世没有几年。再有嘉兴周围，也就是过去嘉兴府属的各县、海盐、海宁、平湖等地，我都去过多次，因而嘉兴在感觉上好像是一个没有到过的熟地方，可就是没有到过，你说奇怪不?一两年来，范笑我先生几次通电话都约我去逛逛，而一直拖着，今年10月初一天，外甥蔡观兴偕其妻子周毅军开车来，遂邀日本名古屋归来的杨亚平女士同车去作嘉兴、湖州之游。本世纪美国人是生活在汽车上，中国人生活在“?”上，说不清。但有汽车、会开车真正好，外甥的车虽是借的，但他会开，下楼上车，出新村门几分钟就上高架，直驰西南方，向嘉兴而去……
这几年上海附近各个小城市，在感觉上都比上海好，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嘉兴，近10点钟，高楼明亮，街树荫复，清爽宜人，找到嘉兴图书馆，预先电话已约好，下得车来，范笑我先生早已在等待，不用介绍；已经十分熟识了。当即又介绍我们认识了馆长。先到馆长办公室坐了一小会儿。图书馆及办公楼都是旧时文庙改建的，楼不高，窗外绿树宜人，桌上还放着一盆盆栽，碧绿的叶子，蜡黄的佛手，雅俗宜人，恰到好处。旧时明伦堂还在，我们略坐片刻，便到下面明伦堂前照了一个像；高大的老屋，门窗如旧，已多年改作它用，堂前数株老树仍葱葱郁郁，
文化气氛昼夜绵延不断，我们的留影也包孕在这绵延的气氛中了。
到嘉兴最重要的是驱车去逛南湖，路不远，三转两转到了，现在是南湖公园。到了园门口，秋光正好，又逢周六，游人正多，而最令我欣赏的，是门口几个卖菱的农妇，有担子，也有黄鱼车，正嗜杂地叫卖着，小红菱已经落市，嫩嫩的绿菱还很多，再有是四角老菱，有两个农妇40来岁，还用头巾包着头，老年间的作裙已经不穿了，但动作、呼叫的口吻还和几十年前江南农村妇女一个样，保存着传统的活力和风格……友人去买门票，我独自欣赏着这片刻卖菱的场景。
南湖公园，先进去是参观革命纪念馆，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地方，留个影也是忠诚于时代的表现。但我更想去看的是烟雨楼。65年前俞平伯夫子是乘小舟摆渡过去的，我们今天则是大摆渡汽船。烟雨楼建在南湖水中的一个小洲上，不知是人工堆成，还是自然生成，反正年代是相当久远，总有500年以上，上千年的历史了。抛开文献不说，只看摆渡船一靠岸，迎面的葱葱郁郁一二百年老树就感到它的古老了。烟雨楼后面的假山，据传还是明末张南垣堆的，太湖石堆成，不大，但不局促，较舒展。烟雨楼二层，上去凭栏远跳，因是上午，秋阳正好，爽朗而一览无余，水面远处，有铁丝网拦起，里面是水，外面全是菱角田，远处高楼烟囱，全非想象中的景致。俞老《日记》中说的“云水迷离，树石苍润”等等，今天看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烟雨、烟雨，我想一定要在雨天来这里玩，才能充分感受烟和雨的气氛。可惜我的这天，秋阳明艳，天气太好了，天气太好也不好，想想人真难侍候……。烟雨楼离开沪杭铁路很近，不知多少次在来往的火车中，望过夜色中的、月光下的、风雨中的烟雨楼，均令人神往，留下遐想的旧梦，今天在阳光下的楼前摄个影，似乎圆了梦，而那点神秘的美似乎全消失了，想想也有些可笑。
离开南湖公园时，买了几兜菱，绿嫩菱生吃十分可口，淡淡的、很嫩，很鲜……然后范笑我先生带我们去看沈曾植故居、沈钧儒故居。沈曾植，字子培，晚号寐史，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清代曾任刑部主事、安徽布政使等官，经学、佛学、诗学、书法均名著一时，是清末民初大学问家，王国维、王蘧常均曾受业于沈。王蘧常又曾著有《沈曾植年谱》，最早刊登在《东方杂志》上，不过现在很难见到了。这样的学人，如在京、沪等地的旧居，早已消失在瓦砾堆中，因为太多太多，“浪淘尽风流人物”，谁还再记得起呢?而在他的故乡，居然老房子还保存着，可见人大荟萃之乡，毕竟有些不同了。我们承范先生领导，到一条小马路转角处一所古旧老式楼院中停下来，走进去，天井很小，显得二楼木楼窗很高，门窗静寂，风化的部分砖墙上苔藓斑驳，里院外院房子不多也不少，总有二三十间吧。现在住了很多户人家，门牌还有弄堂的名字，可惜我没有记下来。淡淡秋阳，飘然落叶，我在这破旧的院落中仰慕沉思了一番，走了出来。在出二门转角处一家居民门前，一位老年妇女正坐在小竹椅子上翻弄旧丝绵，用自己膝盖当小几，把竹匠中的旧绵絮，一张张绷绷松，铺在膝上，拉拉直，一张张垫起来，在秋阳中准备着冬衣，不知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老伴、女儿、外孙……这江南人家秋日里常见的生活场景，我眷恋注视久之……同行人似乎都未注意到这位尚有沈曾植时代遗风的妇人，宁静安详的江南生活场景。
我们离开沈曾植故居，又到沈钧儒先生故居看了看，正在修缮，这位紧密连接新旧时代的民主斗士、长者、学人，他的故乡人们还在纪念他，去年夏天我在北京有幸认识了他的第三代沈宽先生，
同行范先生说：沈宽先生也回来过，明年故居修好，要成立纪念馆呢?到时来嘉兴游览的人，又多一个景仰地方前贤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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